事实上，据我所知历史上只有8个财险和意外险保单的单笔保费超过10亿美元。

对各国央行和国际投资者全面开放由国债市场主导并实施宏观与微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在岸金融市场体系。国际货币必须执行的第一职能也是"价值尺度"，这在金本位制下比较容易解决，国际货币的价值尺度隶属于黄金的价值属性。

图2.3给出了2010年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和欧元区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总和）在GDP、出口、对外金融负债和对外直接投资四项所体现全球经济实力指标，并将中国与这四个主要经济体做了比较。美国和欧洲需要约束消费或提升其可贸易实用产品生产能力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也是以发行国债的方式动员全球储蓄，筹集廉价资金，并通过本国金融机构实现全球有效配置以增进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2.２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中国建成金融强国、扮演"全球银行" 国际货币发行国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借短贷长的地区银行或全球银行功能。与之前贸易盈余主要转变为对美国国债等美欧国家货币计价金融资产的积累和官方资本输出不同，此时的对外贸易模式已从之前的垂直分工体系（从资源国家进口资源，从亚洲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在中国完成加工组装，并向美欧最终市场出口并积累其金融资产）转向面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后起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分工体系（制成品与资源之间的贸易或基础设施投资品出口与民间多元的人民币债权、股权和实物资产的积累），人民币在计价、结算和信贷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

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倡导IMF与系统重要性国家央行成立全球货币协调委员会，对国际浮动汇率进行宽目标区管理。进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2014年虽然全年仍为资本项目顺差382亿美元，但自二季度起转为持续净流出，后三个季度累计逆差达558亿美元，使得全年资本项目顺差较上年减少89%。

长此以往，将加大对外金融开放的风险，侵蚀国内金融发展的基础。而且，短期资本流动呈现明显的顺周期特点，即：内外部形势好的时候，加大资本流入的压力。尤其是前期人民币汇率长期单边升值、低波动率的情况下，境内美元利差交易（carry trade）活跃。增强市场自律管理，建立健全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并行的外汇市场管理新框架。

包括统筹银行间市场竞价和询价交易模式、声讯经纪与电子交易平台协调发展，建立分层、包容性交易平台。要帮助企业正确认识汇率避险工具的作用，不能把汇率避险当作赚钱的工具而应作为管理风险的手段，并引导企业对外汇敞口进行适度套保而避免过度投机。

但从季度数据看，2008年底全球金融海啸以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明显增强。我国已陆续推出了远期、掉期、货币掉期、期权等基础的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从年度数据看，1994年改革以来，除1998年和2012年个别年份外，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以下简称资本项目）持续双顺差，这是中国对外经济失衡的另一重要表现。二是稳步推进外汇市场开放。

2015年一季度，随着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反弹，经常项目顺差不出意外地升至789亿美元，同比扩张了10.3倍，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3.4%。接着是2014年2月份以后，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明显增强，套利交易的风险增加、成本上升。2014年全年分别为85%和15%，其中，一季度分别为7%和93% ，二至四季度分别为136%和-36%。201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明显增强，对企业是一次生动的风险教育，有助于企业增强汇率风险意识。

2005年前中国外汇市场仅有即期和远期两类产品，目前已经扩大至即期、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产品，具有了国际市场基础产品体系。今后重点是加强对已报送外汇交易数据的深度加工和利用，以及对场外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交易等外汇业务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以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外汇市场运行状况及演进趋势。

但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在岸市场发展滞后于离岸市场也是不争的事实，主要是因为在岸市场限制较多，价格和交易机制不够灵活，市场主体参与不够充分。再一方面是培育发展外汇市场，当前境内外汇市场常常出现涨跌停的情况，其实一定程度也反映了外汇市场深度广度不够、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解决之道不是阻止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互联互通，而是应该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在岸市场的发展。危机以来，虽然经常项目收支趋向基本平衡，但外汇储备增长居高不下。再者，发展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是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的客观需要。其实，出现这种所谓量价背离并不奇怪。基础国际收支差额（basic BOP），也就是国际收支口径的经常项目与直接投资差额之和。1994年汇改，人民币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5]。

反之，如果主要来自于资本项目顺差，则来源有可能是不稳定的。三、进一步加快国内外汇市场发展 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改革是三位一体、协调推进的。

除传统的贸易、利差因素外，其他国内外经济基本面因素也为市场日益关注，进而影响市场主体的风险偏好和财务运作。首先，受资本流动的影响，人民币汇率越来越具有资产价格属性，不是简单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受很多非交易、非流量的因素包括市场预期的影响。

这被认为是进一步向中国施压人民币汇率重估。下一步，应根据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适当突破实需原则，加快在岸市场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发展，增加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从非市场因素上过度解读，实际是舍本求末。2014年二至四季度，基础国际收支顺差平均每季度为1225亿美元，较一季度增长102%，但非直接投资资本流动由一季度的净流入401亿美元转为每季平均净流出702亿美元，变动额达1103亿美元。2014年全年，经常项目顺差2197亿美元，同比增长48%，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较上年回升了0.5个百分点，但仍远低于国际认可的合理标准，显示人民币汇率处于均衡合理水平。2014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明显增强后，利差交易的大幅平仓，在较大程度上冲销了当期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顺差的影响。

一方面是改进汇率调控方式，即中间价的确定、汇率浮动区间的管理。所谓波动性大的短期资本流动，也就是非直接投资资本流动（non-FDI capital flows），则主要是指国际收支口径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有的研究中也包含净误差和遗漏项）。

同时，外汇市场监管的重心逐渐从产品准入管理，转向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和加强市场风险监测。然而，随着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自主平衡格局初步形成，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变动趋于放缓。

正如，美元汇率自由浮动，某个时点上的美元供求都是相等的，但美元对外升贬值绝不是简单用美国资本项目顺差或者经常项目逆差可以解释的。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中国国际收支运行也呈现新特点，外汇市场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所以，2008年重新修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时，对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描述就删除了单一的修饰词。[5]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公告中，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还有一个修饰词，是单一的。结售汇市场是人民币汇率执行的市场，当企业坚持认为人民币汇率的企稳没有改变双向波动的趋势时，他们仍会延续回补美元空头的财务操作，甚至会采取逢低（升值）买入、逢高（贬值）卖出的策略。2008年危机以来，在主要经济体纷纷实行宽松货币，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情况下，我国境内利差交易盛行。

2014年各类产品累计成交12.7万亿美元，较2004年增长12.3倍，其中衍生品交易量增长324倍，占交易总量的比重由2004年1.8%增长至2014年43%。如果在岸市场发展继续迟缓，就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进而丧失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

进入专题： 国际收支 外汇 经常性项目收支 流动性 市场化 国际化 贸易 资本流动 套利 。如果境内人民币交易价（CNY）经常处于中间价的升值区间，境外人民币交易价（CNH）又经常处于CNY的升值方向，这两组价格的偏离越大，则境内外汇供大于求的缺口越大。

2005年7月二次汇改，人民币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跨境资本流动双向振荡加剧。